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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侵權計算問題如何具體化？

來源：北京市豐臺區(qū)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焦焜

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司法實踐者的使命在于將字面的法轉化為行為的守則、生活的準則，對刑法價值追求持不同立場的司法實踐者，對司法解釋中“件”的含義將產生不同的理解，在計算注冊商標標識數(shù)量時自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下面的案例為我們深入探討該問題提供了素材。

2018年3月，在北京務工的賈某在瀏覽網絡貼吧時得知售賣假冒名牌白酒商標可以賺錢，以為找到財路的他，通過網絡聯(lián)系到假冒商標的生產者鄒某，從鄒某處訂購“茅臺酒”文字、圖形、文字圖形結合的三類商標各1萬個，接單后鄒某按照賈某的訂單如期向賈某“供貨”，此后鄒某被民警抓獲歸案。這個案件中，對鄒某的行為定性，我們可以分三種情況進行討論：

第一種情況，賈某將3萬個“茅臺酒”商標按照商標的不同使用位置分別貼附在3萬個茅臺酒瓶身上，由于此三類商標均具有完整商標圖樣，按照2004年解釋的規(guī)定，鄒某銷售的注冊商標標識數(shù)量應當以三類商標的總數(shù)3萬來計算，顯然鄒某的行為已經觸犯了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條之規(guī)定，構成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但是細究這種商標計算方法，不難發(fā)現(xiàn)，此時的酒瓶尚屬于半成品，其上附著的商標尚不足以發(fā)揮商標的識別、標識功能，商標權利人的權益可能并未遭受實際的損害，因而有人會站在實質正義的立場上，質疑這種簡單粗暴的商標計算方法是將民事侵權行為升格為刑事犯罪，有濫施刑罰的嫌疑。

第二種情況，賈某將這3萬個“茅臺酒”商標按照商標的不同使用位置以集合使用的方式分別貼附在1萬個茅臺酒瓶身上，從商標標識集合使用的角度，將三類商標集合使用于茅臺酒瓶身來看，顯然這三類商標集合使用方才足以為茅臺酒驗明正身。那么鄒某銷售的假冒注冊商標數(shù)量應該以三類商標的集合體——1萬來計算，顯然未達到2004年解釋規(guī)定的入罪門檻——2萬件，因而不能認定鄒某構成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

第三種情況，賈某購進帶有“茅臺酒”文字、圖形、文字圖形結合的三類商標后，并未自己使用而是轉售他人，在賈某以成套還是單個方式售賣商標標識無法查證，而鄒某又不知曉商標最終買受人對商標使用方式的情況下，如何認定鄒某銷售的注冊商標標識便成為見仁見智的問題。若直接適用2004年解釋，因為涉案商標均標有完整商標圖樣，所以應當以3萬件商標標識來計算鄒某銷售的商標標識數(shù)量，鄒某顯然構成了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若證據(jù)顯示賈某的下家集合使用以上三類商標，那么被集合使用的“茅臺酒”文字、圖形、文字圖形結合的三類商標才具備茅臺酒的身份識別功能，這種情況下以1萬件來認定鄒某銷售的商標標識數(shù)量或許更加適宜，由此就不應當將鄒某的行為認定為犯罪行為，以民事侵權處置更為妥當。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發(fā)現(xiàn)，對司法解釋文義作不同理解的司法實踐者，計算鄒某侵犯的注冊商標標識數(shù)量時，在前兩種情況下，司法實踐者難以形成統(tǒng)一的認定意見，而第三種情形中，將鄒某是否構成犯罪建立在沒有共謀的商標購買人對商標使用方式的基礎上的認定思路，明顯有失公允，因而我們需要另尋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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