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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案頗具戲劇性！公訴人講述“首起境外押解臺

北京市檢二分院公訴人講述首起境外押解臺灣犯罪嫌疑人回大陸審判特大電信詐騙案檢察日報記者鄭赫南楊永浩通訊員王憲江您的快遞未查收…… 您個人信息已泄露，如需報案，請按*鍵…… 您涉嫌經濟犯罪，需提供財產明細，請按#鍵轉接檢察院…… 正是以語音包群發(fā)、自動轉接等方式，北京、江蘇、山東等地的185名居民在2014年至2016年間，被身處印度尼西亞、肯尼亞的電信詐騙組織先后詐騙2900余萬元。 12月21日，我國首起從境外將臺灣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大陸進行司法審判的電信詐騙案，即由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審查并提起公訴的4·13跨境電信詐騙系列案（下稱4·13案件）一審宣判，張凱閔、林金德、張家祥等85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到有期徒刑一年零九個月不等的刑罰。本案公訴人之一、該院金融犯罪檢察部副主任孫晴檢察官詳解了這起大要案。 2016年11月2日，4·13案件正式移送到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進行審查。對4·13案件，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北京市檢察機關高度重視——最高檢公訴廳和北京市檢察院公訴部門全程指導督辦，二分院主管公訴的副檢察長張朝霞擔任第一公訴人，并依托金融檢察、網絡與電信犯罪檢察等專業(yè)化辦案團隊，形成了4·13案件公訴組。公訴組的檢察官們立即開啟白加黑5+2模式，鑒于該案犯罪手段具有遠程、非接觸性等特點，案件新型疑難、專業(yè)性強，二分院充分發(fā)揮專業(yè)平臺、專業(yè)工具、專業(yè)素質三位一體的專業(yè)化優(yōu)勢，迅速審查了全案的468冊卷宗，言辭證據(jù)1000多份，同時對所有電子證據(jù)、鑒定意見、勘驗檢查筆錄一一審查。檢察官們發(fā)現(xiàn)，這起案件的發(fā)案頗具戲劇性。2014年11月29日，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一棟別墅突發(fā)火災，內羅畢當?shù)鼐用駡缶＞熠s到救助時發(fā)現(xiàn)，別墅內住著很多中國人，并且房間內有大量的電話、語音網關、電腦等物品，懷疑這是一個電信詐騙窩點。后來，警方將該窩點中犯罪嫌疑人全部抓獲，其中23名臺灣犯罪嫌疑人（其中1人另案處理）、13名大陸犯罪嫌疑人?？夏醽喚秸J為，這些犯罪嫌疑人涉嫌觸犯該國非法架設電信設備罪。因這棟別墅門牌號是46號，故辦案人員稱其為46號窩點。為了依法打擊跨境電信詐騙犯罪，保護公民合法權益，我國外交部和公安部與肯尼亞方面多方交涉，在2016年4月5日，肯尼亞警方終于同意，對46號窩點的張家祥等36名犯罪嫌疑人進行遣返。沒想到，途中又起波瀾。 2016年4月8日，36名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回國前，在機場的一個可疑舉動引起肯尼亞警方注意。警方發(fā)現(xiàn)，當天犯罪嫌疑人要求上廁所的人數(shù)多、頻次高。經緊急搜查，警方在看押犯罪嫌疑人的機場停留區(qū)廁所馬桶內，查獲了一部手機。在這部手機中，肯尼亞警方發(fā)現(xiàn)了十幾個臺灣、大陸地區(qū)的電話號碼，以及多條可疑短信。據(jù)此，4月8日當天，肯尼亞警方又破獲了另一個跨境電信詐騙窩點201號窩點（別墅門牌號為201），將張凱閔、林金德等22名臺灣犯罪嫌疑人、19名大陸犯罪嫌疑人抓獲。經協(xié)調，肯尼亞警方將201號窩點和46號窩點的77名犯罪嫌疑人、物證均交由大陸警方，共同遣返回國。2016年4月13日，經公安部指定負責偵查的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將77名犯罪嫌疑人押解回京。這起案件，是我國首次從境外將臺灣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大陸進行司法審判的電信詐騙犯罪案件。因4月13日是押解犯罪嫌疑人回京的日子，故而我們稱之為‘4·13案件’。孫晴說。公訴組兩次退回補偵辦案中，4·13案件公訴組對證據(jù)審查極其嚴格，不因辦案時間緊迫而降低證據(jù)標準。為此，公訴組注重發(fā)揮審前程序的主導作用，按照程序和實體兩方面的證據(jù)情況作了細致梳理，制定了詳細的補充偵查提綱，先后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在第一次補充偵查之后，公訴組又引導偵查機關再次對關鍵證據(jù)進行調取。最終，形成補充偵查卷21冊，為案件的審查和提起公訴奠定了堅實基礎。這起特大電信詐騙案中的犯罪組織架構，與一般的犯罪組織不同，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公司’，實際上，這只是它的‘隱身衣’。孫晴說，這個所謂‘公司’的組織管理者都來自臺灣，例如本案的被告人張凱閔、林金德、張家祥等人，他們在境外組建詐騙窩點，從臺灣和大陸招募人員，進行培訓，按照嚴密的分工，實施跨境電信詐騙犯罪。以被告人之一、來自東北的韓剛為例，他就是被臺灣被告人林金德所招募，先后多次出境從事電信詐騙活動。后其按照林金德等人的要求，在老家招募了多名老鄉(xiāng)同赴肯尼亞打工，說是去當所謂的話務員、服務員。而實際上，話務員是窩點中擔任一線二線三線接聽崗的電信詐騙人員。46號窩點201號窩點僅是跨國詐騙組織的電話組所在地。其犯罪頭目俗稱金主、負責遠程提贓款的取款組、負責提供通訊保障的通訊組，負責編寫話術單（詐騙劇本）的劇本組，都分別處于不同的國家、地區(qū)，互相之間并不交叉。韓剛等人到了窩點后，會接受一定的培訓，而后開始參與三步走電信詐騙活動：第一步，窩點中專門的電腦手（一至二名），每天通過互聯(lián)網向我國大陸地區(qū)居民群發(fā)語音包。來電號碼可以隨時變更，于是，大陸居民會收到固定語音來電您有快遞未查收……或者您的醫(yī)保信息出現(xiàn)錯誤…… 如果接電話的人想進一步獲悉具體信息，語音電話會引導接聽者按某數(shù)字鍵，一旦按下，一線會和接聽者聊天，收件人是您的名字……電話是不是……一線通過各種核對，套取被害人的個人信息。第二步，一線如成功加深被害人的疑惑，便會進一步誘騙被害人個人信息已泄露，需報案，請按*鍵轉公安機關。而后，冒充民警的二線登場。他們一般詐騙經驗豐富，會向被害人傳遞信息：您個人賬戶涉嫌犯罪，需進一步核查，請將您名下資金都轉賬到司法機關‘專門賬戶’，我們進一步審查。一些被害人到第二步就打款了，如果還有疑惑，那么就出現(xiàn)第三步—— 二線誘導被害人找檢察機關，按#鍵，電話轉接到檢察院，于是，三線登場。三線往往是窩點中詐騙業(yè)務更熟練、語言表達能力強的人。201窩點中便有一位臺灣三線王瑋琨，他在海外受過高等教育，因投資失敗、債臺高筑，為賺錢快而來到肯尼亞入伙。一旦‘三步走’后‘轉賬’發(fā)生，窩點便會將被害人的個人信息、打款賬戶等傳遞給境外‘取款組’，詐騙完成。孫晴分析說，雖然很遺憾目前金主尚沒有抓獲，但依據(jù)在案的全部證據(j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物證書證、電子證據(jù)等，公訴組認定這兩個窩點均為電信詐騙犯罪集團。不放過蛛絲馬跡從罰沒電腦中發(fā)現(xiàn)印尼行騙
4·13跨境電信詐騙案卷宗的電子證據(jù)十分重要，對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而言，難點在于證明電子證據(jù)的無污染性，即原始的、真實的證據(jù)屬性。為此，檢察官們曾專門請教相關專家。在甄別電子證據(jù)的過程中，公安人員和檢察官們在201窩點罰沒的電腦數(shù)據(jù)恢復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特殊的返鄉(xiāng)訂票記錄單。正是對這些蛛絲馬跡的不放過，讓本案201窩點相關詐騙分子的印尼行騙犯罪記錄進入司法視野。檢察官們審查證據(jù)發(fā)現(xiàn)，201窩點的負責人及其部分成員，在去肯尼亞之前，曾經在印度尼西亞從事過兩次電信詐騙活動。一次是夏天、一次是冬天，在印尼不同的地方從事詐騙，涉案金額高達2300余萬元。繼續(xù)查辦中，另外11名曾經在印尼參與電信詐騙、而后返回大陸未參加肯尼亞詐騙的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鎖定。經北京警方發(fā)布通緝令，這11個犯罪嫌疑人陸續(xù)被緝捕歸案。在印尼行騙證據(jù)發(fā)現(xiàn)后，如何確定被害人，成為擺在辦案人面前的重大課題。畢竟詐騙集團每天發(fā)出的語音包是海量的，如何在眾多報案者中找到本案的被害人？我們采用了三要素來確定被害人。孫晴分析說，如果從窩點扣押的語音網關中提取的通話記錄，能顯示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間曾經有過通話；如果犯罪組織內部Skype軟件聊天記錄中，出現(xiàn)被害人的名字、身份證號碼、擬打款等信息；如果被害人的轉賬憑證等證據(jù)，顯示被害人確實向窩點指定賬戶之一打款，且時間吻合，那么，可確認該被害人與犯罪組織之間的關聯(lián)性和同一性。據(jù)此，被詐騙2900余萬元的沈某、苑某等185人，被公訴組確認為被害人，并最終獲法院判決支持。對被害人的準確認定，既是最終庭審準確認定犯罪事實的基礎，也切實維護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公訴人多媒體示證有力指控 85名被告人認罪服法
2017年7月18日至20日，由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審查并提起公訴的4·13案件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公訴組充分發(fā)揮指控與證明犯罪的主體作用，在庭審前制定了周密的出庭預案，擬定的三綱一書多達10萬字；先后三次通過庭前會議，解決了非法證據(jù)排除等程序問題，與辯護人就舉證方式達成一致。85名被告人中，除自聘律師的，司法機關均為其指定了法律援助律師。法庭上，法庭圍繞起訴指控的事實進行了調查，公訴組運用多媒體等形式出示了從肯尼亞詐騙窩點起獲電腦中提取、恢復的Skype聊天記錄，話術單文檔，對窩點語音網關提取的網絡電話單等電子數(shù)據(jù)、相關書證、物證及被害人陳述等證據(jù)，控辯雙方圍繞這些證據(jù)充分質證。隨后，控辯雙方就辯護人提出的犯罪集團、部分被告人的責任、量刑情節(jié)等問題充分發(fā)表了意見。公訴方借助專業(yè)化辦案團隊優(yōu)勢，充分發(fā)揮指控和證明犯罪的主體作用，指出：張凱閔、林金德、張家祥等85人構成詐騙罪的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認定其為電信詐騙犯罪集團，且在境外冒充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實施詐騙、犯罪數(shù)額特別巨大、情節(jié)惡劣，社會危害嚴重，理應依法嚴肅懲處。在最后陳述階段，各被告人向法官、檢察官、被害人均表示懺悔，深刻認識到自己的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通過司法辦案過程接受了法制宣傳教育，向被害人表示歉意，部分被害人表示要積極賠償。部分臺灣被告人表達了對大陸司法機關辦案和審判公平公正的感受，表示認罪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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