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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性賠償?shù)母拍铍m在英美法中出現(xiàn),但據(jù)現(xiàn)存文獻考證,相關制度古已有之,其最早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漢謨拉比法典》( Code of Hammurabi)中倍數(shù)賠償( multiple damages)的觀念。在《漢謨拉比法典對于在神殿或?qū)m殿,或由他人處所竊取牲畜,就得分別科予30倍或10倍的賠償。1)《羅馬法》中對此也有規(guī)定:因被迫而做出損害自己利益行為的訴訟,被害人最高可以請求實際所受損害的4倍賠償。2)還有摩西律( Mosaic Law)中也有對于盜竊行為通常都給予倍數(shù)賠償?shù)囊?guī)定,例如,一個人偷了1頭牛或1只羊,然后賣掉或殺掉,加害人就得賠償被害人5頭牛或4只羊。1另外,在古代宗教法《出埃及記》中也有著這種類似的多倍賠償規(guī)定,該文獻記載,如果沙馬魯從塔木卡那里取得銀子后賴賬,那么,沙馬魯應按其取得之銀3倍交還塔木卡;反之,如果塔木卡說謊,那么他應按被收回之全數(shù),6倍償還沙馬魯。

雖然懲罰性賠償遠古便已存在,但是在奴隸制、封建制社會數(shù)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在煙波浩渺的各國古代法典中,我們所能搜尋到的懲罰性賠償?shù)南嚓P規(guī)定,也就只是以上這寥寥幾則,可見其在古代法上只是作為傳統(tǒng)法律責任的極其稀少的例外出現(xiàn)。

需要指出的是,有學者認為在古代法上廣泛存在的“加倍罰金”的法律責任形式也屬于懲罰性賠償。他們由此得出懲罰性賠償在古代法中便已普遍存在的結(jié)論,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是頗值得商権的。如在古印度的《摩奴法典》中規(guī)定:“損害人家財產(chǎn)者,無論有意無意,應該賠償,并向國王繳付與損害相等的罰金?！?3)還有公元前5世紀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第八表之“私犯”第15條規(guī)定“凡以正式方式在竊賊家搜出贓物的,以現(xiàn)行盜竊罪論處;如以非正式方式搜出或在他處查獲的,則處盜竊者3倍于贓物的罰金”;等等。中國古代法上也曾有過“加責入官”“倍備”以及“倍追鈔貫”等加倍罰金責任制度。

以上這些“加倍罰金”的法律責任制度雖然都表現(xiàn)出加害人所受懲罰超出了其實際造成的損害,但究其實質(zhì)卻是一種罰金形式的法律責任,而非賠償責任。因為加害人所支付的超出實際損害的金錢是收歸國王或者官府,而不是由受害人所得即一種“私對公”而非“私對私”所承擔的法律責任,在性質(zhì)上存在差異,不屬于懲罰性賠償。

古代法上的懲罰性賠償一般都是因為加害人的主觀惡性而加重其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在《漢謨拉比法典》的規(guī)定中這點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同樣是盜竊,偷盜寺院里的動物就必須處以多達30倍的賠償,正是因為在當時社會寺院作為宗教圣地,其財物是神屬而不容覬覦的,偷盜神的財物便是瀆神,必須嚴懲。可見,主觀惡性的程度作為懲罰性賠償核心的歸責因素以及定額因素,自古便傳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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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法中的懲罰性賠償